中国近代史上每年都会有大事发生，但是真正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却并没有几件，如果一定要从中选出影响最大的一件，我想我很可能投一票给“西安事变”。对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这场“兵谏”，但凡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一个大概：张学良、杨虎城为了平息内战、一致对外，出兵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，迫使其放弃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因此张、杨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爱国将领。然而真实发生的历史要复杂得多，围绕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与各方博弈，杨奎松先生使用来自大陆、台湾、俄罗斯和美国的原始档案，写出了厚厚一本《西安事变新探：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》。

　　张学良申请入党

　　西安事变既然发生在西北，那么就不能不从红军长征说起。南京政府的第五次“围剿”后，红军被迫“西征北上”，前往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。张学良恰于此时回国，就任西北“剿总”代总司令。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屡失利，中央红军甚至曾以数连兵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和一个团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1936年初的时候张学良与中共开始了正式的接触。

　　中共方面希望在“抗日反蒋”的旗帜下，实现“西北大联合”计划，为自身发展求得一个和平空间；于张学良来说，他所部东北军要求抗日，打回老家，但是南京政府却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使他只能期望苏联提供援助，而联苏就必须联共。另外，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共红军，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、杨虎城的西北军，他们的相互厮杀，都只能让蒋介石这个渔翁得利，所以要生存就必须停止战争，联合在一处。

　　三方面势力在几次试探性谈判后，相互间逐渐取得信任，最后决定在1936年8月左右成立“西北国防政府”，宣布自主。张学良此时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。《西安事变新探》一书对此有详尽的论说，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、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一手资料证明，中共确实有意发展张学良入党的，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说“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”——奉系老帅张作霖抄过苏联的大使馆，少帅张学良更为中东路同苏联开过战，这些历史恩怨始终让共产国际衔恨在心。

　　箭在弦上的“西安事变”

　　入党之事虽然不成，但合作还要继续。让张学良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蒋介石平定两广事变后亲赴西安督战，试图就此将中共势力一举击溃。此时蒋已知道东北军有人通共，但对张学良本人还依旧信任，否则断不会冒险来陕。如杨奎松所说，为求自保，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路只有两条，“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，一是破釜沉舟，发动政变”。张学良先是两次哭谏，蒋都不为所动，终于使他不得不走上第二条路。

　　在曾经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看来，张少帅“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、心际光明、敢作敢为、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”，社科院学者朱宗震先生则认为，蒋“性格火爆”、张“率性行事”，使“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，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”。显然在他们两位眼中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都是激于义愤，所以才不顾后果地发动兵变，将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给关了起来。

　　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，杨奎松在遍查史料后就发现，年轻的张学良固然有其“直率鲁莽”的一面，“但这并不等于说，张学良是自己所说的那样，毫无城府，做事完全不加考虑，兴致所起想干就干的人。”因为很多迹象表明，张学良在联共反蒋一事上相当的小心谨慎，不仅制造假象，隐藏自己与中共的关系，而且在反蒋行动上犹豫不决。杨奎松《西安事变新探》这本书中展示出的历史事实，使读者看到抗日固然是张、杨发动事变的原因，但却非唯一原因，要不是蒋介石有意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化、瓦解，将两人逼上了绝路，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。

　　中共转危为安

　　张学良发动事变时，绝没有想到，之前被自己倚为后盾的苏联竟声明反对，而他自以为爱国的行为，竟也遭到来自全国各界的一片声讨。杨奎松的《“中间地带”的革命》，曾探究过中共在崛起与壮大过程中国际环境所起的作用，作为中共历史上重要一环的西安事变，自然也会为国际局势所左右。二战爆发前，苏联对日本深怀戒惧，唯恐其北上，与德国东西夹击。因此苏联想要中国拖住日本，使后者无法分身他顾。而在当时只有蒋介石有实力和威望来领导中国抗战，所以苏联非止不同意中共继续“反蒋”，更不愿张、杨杀害蒋介石，导致中国内战升级，让日本不战而胜。中国各界与苏联的出发点固然不同，但逻辑是一致的，相信蒋死则日本得利，中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所幸在中共内部，主张放蒋的人占了上风，张学良权衡利弊后也终于冷静下来，获得蒋口头承诺的“停止剿共，联红抗日”，就宣布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。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交锋的内容，《西安事变新探》补充了杨奎松旧作《失去的机会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》中略说的部分。

　　张学良最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，很难说不是一种悔悟的表示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那位结义大哥会把自己推上军事法庭。审判长是辛亥元勋李烈钧，少帅在法庭上以李发动的“二次革命”与自己所为相比，称“我在西安之举，亦对中央之独断，欲有所谏正之耳。”我们知道1913年，宋教仁遇刺后，李烈钧在九江率先发动 “二次革命”，武装讨袁，此举固然是正义的，但却绝对不合法。当初蔡锷就给李烈钧去电称，“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，亦非可求诉于武力，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。”西安事变其实也与“二次革命”相同，是以违法手段行正义之事，且可能为国家带来严重后果。

　　说起来，蒋介石的一生可谓是“成也少帅，败也少帅”，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让老蒋名义上统一了中国，中原大战时挥军入关，又助蒋铲平了党内异己，但是一场西安事变却为蒋大哥埋下了败走孤岛的种子。无论如何，蒋介石对张学良都是感激的，所以在1949年江山鼎革之际，杨虎城全家被杀，少帅还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两蒋辞世。

　　如今西安事变过去了七十多年，张学良也做了古人，是时候给历史的是非功过一个结论了。杨奎松书中的答案是，“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，正是中共与红军”，此说与史家郭廷以先生《近代中国史纲》的论点不谋而合，“真正得利的为中共，不仅转危为安，陕北苏区亦随之扩大……延安或毛泽东时代自此开始。”当然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所得，他在事变后确立了唯一领袖的地位，领导全国抗战。只是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，苦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事变的发动者。